为“内心”而写作,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,进而了解这个世界,这是余华的写作信条,他说,为了捍卫这个信条,必须付出艰辛的劳作,承载深巨的痛楚。在“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,对世界乐观的态度”这一原则的推动下,《活着》这本书诞生了。
一位外国中学生问余华,“为什么您的小说《活着》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生活而不是幸存”?存在是一种自我认同,这里有“主动”与“被动”之分,这也是作者选择用“第一人称”进行叙述的原因——当福贵以“我”的角度来讲述时,他便有了“在场感”,进行获得了活着的承压力。余华说,“《活着》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,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。”作为一个讲述者,福贵不单是在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人与事,以博得别人的同情,更多的是,他在诠释着这个世界赋予生命的意义和“时间的神奇”。读一个人一生的故事,其实也是在读自己,这足以引发我们对自身存在的省察。
作为一部长篇小说,故事从作者到农村采风时,坐在阳光下、树荫里,听一位名叫“福贵”的老人牵着一头名叫“福贵”的老牛娓娓讲述自己的一生开始。福贵的一生,经历了解放战争、土地改革、大跃进、文革和改革开放初期,其生活随着家庭、时代的变迁而变化。他从富家少爷沦落为穷人,在为母亲求医的路上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,后被解放军俘虏,回到家乡之后才知母亲已病逝,妻子已将儿女拉扯大。再后来,福贵的亲人一个接着一个死去,他则亲手埋掉自己的亲人。这历经苦难的一生,宛如一曲长长的哀绝离歌,不断折磨着当事人,然而,福贵却一直乐观地活着。福贵的经历无不在告诉我们——“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,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”。这种人生哲学,在余华的客观冷静的笔调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,每一个如蝼蚁般渺小卑微的生命,其活着的力量来自于“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,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、无聊和平庸”,毋宁说,当沉重与苦痛被生命个体所包容、接纳与诠释之后,它们便在另一时空维度中变得轻盈而美好起来。
除了《活着》之外,余华的“人生三部曲”还有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和《在细雨中呼喊》。作品中的主人公之命运,皆以“召唤的姿态”完成了人生内涵的转换。
本报特约撰稿员:普宁市梅塘镇梅峰初级中学 周顺海
(编辑:喃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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