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州三人谈：“药神”的结局是最好的加分项
“药神”的结局是最好的加分项
近日，一部取材自真实案例的影片——《我不是药神》正在全国热映。据调查，该片的口碑已经创了20年来国产电影的新高。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，以写实的手法，让观众相信电影中是一个真实的世界，并使他们被故事的情节和人物深深打动。然而，一些观众也表示愤懑，认为很好的影片毁在了最后三分钟。他们无法接受影片结局与真实案例结局之间的罪与非罪的差异。两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？在这种“情理法”纠结的背后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价值内涵？
本期三人谈嘉宾：
黄伟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二科副主任
高军 江苏理工学院教授、常州市法学会副秘书长、法学博士
主持人：车玉
访谈时间：7月10日
访谈地点：常州市人民检察院
《审判的价值》 美术方舟供稿 倪铭作 “药神”的结局是一次法治启蒙
主持人：正在热映的影片《我不是药神》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。不过，很多观众质疑，为何真实案例的陆勇没有被起诉，而影片的主角程勇却被判刑而入狱。这两个结局的区别究竟在哪里？
高军：从两者的司法判定层面上看，两个结局的主要区别是触犯刑法的情节程度不同。真实案例中，陆勇帮助病友购买仿制药的行为不是销售行为，而是购买行为，既没有牟利，也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权、健康权，也就没有构成销售假药罪。另外，陆勇通过网络购买并使用了以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借记卡的行为，确实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，不过，他最终只使用成功1张卡，并且是为了帮助病友治病，没有牟利，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，也不认为是犯罪。然而，影片中的程勇不仅是仿制药的销售代理，还从非法渠道将大量仿制药带入国内，并卖给大批病人且从中赚取了不菲的利润。这样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，必然要接受制裁。
黄伟：这两个结局所造成的社会效果也存在很大的差异。由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，陆勇案完全符合不起诉的条件。检察机关利用自己的不起诉权，把案件终结在检察环节，而没有使之进入审判环节，有效避免了更大的舆论冲突。尤为重要的是，承办该案的检察机关精心制作的《不起诉决定书》及《释法说理书》，不仅准确地还原了案件事实，还细腻地解释了案情法理。这样的处理，很好地回应了社会舆论，符合公众对于刑事司法公正性的认知与期待，避免了公众的误解。然而，影片虽然生动展现了事件的经过，但是最后匆匆的审判、苍白的陈述和煽情的送别，并没有帮助观众真正理解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。
主持人：你如何评价影片中程勇的结局？
高军：这两个案件都是“情理法”相纠缠的案件。可是，从本质上看，影片中程勇的结局与真实案例中陆勇的结局并没有区别，都是在《刑法》的框架范围内进行的裁判，没有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。
黄伟：影片中对程勇的判决，表明了刑事司法的最坚定的立场，即任何人都不得触犯法律，任何人违法都必然得到追究。如果因为公众的舆论倾向，影片中的程勇就被免于刑事处罚，反而是对刑事司法的一种伤害。法律与道德虽不对立，但也泾渭分明。我们不能用道德审判取代法律审判。我们的司法不会屈从于社会舆论的压力，也不会屈从于道德，应当也可以做好自己该做的裁判。司法为民与人文关怀的价值观固然非常重要，但这并不是司法裁判的唯一原则，也不应成为公众关注的唯一内容。一味地把法与情纠织在一起，只能吸引公众的眼球，未必能有效地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。其实，影片最后的判决，也是一次对公众非常重要的法治启蒙，可以引起他们对法治建设产生更为深刻的思考。
法的价值与法的规定并不冲突
主持人：现实中，陆勇案的处理，推动了我国医药管理制度的改革。还有哪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类似案例？它们有怎样的特点？
高军：较为典型的案件有天津大妈持枪案和深圳鹦鹉案等。这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规定，或最终的司法判决，违背了公众基本的常识和情感，违反了公众最为朴素的是非观与善恶观，往往被认为是疑难案件，必须依靠法理思维分析判断。
黄伟：这类案件往往不属于自然犯，即在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同时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型犯罪，如强奸、杀人、放火等。它们属于法定犯，即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，或者为贯彻行政措施的需要，而特别规定的犯罪，它们往往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但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，主要是违反行政、经济管理等法规的犯罪行为。针对这类案件，我们需要深入思考，是否一定需要运用刑法评价并动用刑事手段，是否可以从刑法理论或是刑事司法技术的角度给一条出罪的道路。
主持人：这些案件是否产生了法的价值与法的规定之间的冲突？如何理解或处理这样的冲突？
高军：法的价值与法的规定的问题，也是原则与规则的问题。对于这类案件，首先应当考虑“规则”，如果没有明确的“规则”，或者“规则”之间相互冲突，或者“规则”明显违反了理性和公平正义，那么就需要“原则”来弥补“规则”的缺陷，即引入价值的判断。哪怕对于一些存在瑕疵的“规则”，公众也应有遵守和容忍的义务。正如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定义，“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，而大家所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”。公民普遍守法才是法治的第一层含义。
黄伟：原则与规则在本质上并不冲突。由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动不居，法律不能预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因此，只有法律如何回应好社会生活的问题，而不是法律价值与法律规则有冲突的问题。原则和规则都很重要，没有谁比谁更重要。法律规则建立在法律价值的指引下，当其被引用在社会生活的变化中时，会出现力所不逮的情况。这时，我们需要利用法律价值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。而且，法律规则在应用中无时无刻不需要解释。比如，解释什么是机动车。因为当有的电动车达到一些标准，也可以被解释为机动车。然而，法律的价值并不能解决具体问题，还是要依靠法律规则处理具体案件。比如，刑法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，体现了刑法的法律价值，使刑法原则更加公开化和制度化，不再是“法不可知、威不可测”，有效避免了刑事司法的擅断性和随意性。不过，正是因为法律价值的抽象性，它存有非常大的适应性，也拥有了不断批判和反思法律规则或规定的张力。
法律人应有良心也要有脊梁
主持人：有人质疑，是不是只有“药神”的出现，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，引发法律人的思考，进而推动法治的进步？作为法律人，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？
高军：这种论断并不妥当。“药神”这类案件，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。它们可以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，也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完善。不过，法治社会的进步不是仅靠一些典型案例的催化作用，还需要整个社会法律系统获得全面的建设，需要各个领域精英，尤其是法律人进行全方位的反思。其实，法律人，不是法律判断的贩卖机。尤其是司法裁判者，更不应是简单地投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就能“吐出”司法裁判的机器。作为法律人，必须发挥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，做出公平、正义、合理、人性的思考和判断。这需要法律人重视法理学、伦理学、历史学以及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学习和钻研，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规定机械教条地进行思考，要努力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法治价值观。
黄伟：回到陆勇案，如果只有社会的关注，没有司法机关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做出更深入的思考，那对于法治建设的贡献依然非常有限。法律人需要也应该始终在思考如何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找到出路，解决多方利益的冲突。此外，法律人要有自己应有的脊梁，不能因为舆论压力而违背法律应有的价值和理念。推动法治社会的进步，是每一个法律人的使命。为此，法律人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。首先，法律人要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捍卫之心，有坚定的法律信仰。法律人，尤其是司法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就是法律的代表、法治的缩影。如若连法律人自己都怀疑法律的公平与正义，如何让公众也有这样的信念？其二，法律人要持久地关注和关切社会现实，不能有就法论法的教条主义，要清楚地明白，在调节各方利益时，法律做出了怎样的妥协和取舍，从而使自己的判断不偏离法律内在的价值。其三，法律人要有社会良心。法律人本身也是社会人。他们生活在这个社会，无法摆脱，也无需摆脱社会的影响。他们恰恰要感知社会的脉动，尝尽社会的冷暖，以此来更好地领悟法律内在的价值。如此，在运用法律规定处理社会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才能以自己的良心去斟酌衡量，处理好个案正义与普遍正义之间的关系。其四，法律人应以持续学习和探索的坚韧态度，熟练掌握必要的法律技能。法律人对案件的判断，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，需要灵活运用各种技巧，不做机械的操作工。比如，法律始终不能保护所有的利益，对法律的解释就是对利益的权衡。要在各方冲突的利益之间做出最为妥当的取舍，法律人需要巧妙地运用法律技能，弥合法律规则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落差，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的正义。
主持人：作为只相信“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”的公众，我们该如何认识法律价值与内心价值的冲突？其实，我们未必需要明白法律的具体规定，可是，我们应该理解法律的内在价值。正如现实案例中的陆勇所说：“我始终敬畏法律。”我们要摒弃用道理取代法律的评价视角，更要避免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行为倾向；我们不应把法律当作简单的工具，想用就用，不想用就不用，或者，对自己有利就用，对自己无利就不用；我们不能只看到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，还要清楚地看到法律赋予我们的义务。影片中，程勇在最后陈述，他相信，一切会越来越好。
来源：常州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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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伟：影片中对程勇的判决，表明了刑事司法的最坚定的立场，即任何人都不得触犯法律，任何人违法都必然得到追究。如果因为公众的舆论倾向，影片中的程勇就被免于刑事处罚，反而是对刑事司法的一种伤害。法律与道德虽不对立，但也泾渭分明。我们不能用道德审判取代法律审判。我们的司法不会屈从于社会舆论的压力，也不会屈从于道德，应当也可以做好自己该做的裁判。司法为民与人文关怀的价值观固然非常重要，但这并不是司法裁判的唯一原则，也不应成为公众关注的唯一内容。一味地把法与情纠织在一起，只能吸引公众的眼球，未必能有效地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。其实，影片最后的判决，也是一次对公众非常重要的法治启蒙，可以引起他们对法治建设产生更为深刻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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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伟：回到陆勇案，如果只有社会的关注，没有司法机关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做出更深入的思考，那对于法治建设的贡献依然非常有限。法律人需要也应该始终在思考如何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找到出路，解决多方利益的冲突。此外，法律人要有自己应有的脊梁，不能因为舆论压力而违背法律应有的价值和理念。推动法治社会的进步，是每一个法律人的使命。为此，法律人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。首先，法律人要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捍卫之心，有坚定的法律信仰。法律人，尤其是司法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就是法律的代表、法治的缩影。如若连法律人自己都怀疑法律的公平与正义，如何让公众也有这样的信念？其二，法律人要持久地关注和关切社会现实，不能有就法论法的教条主义，要清楚地明白，在调节各方利益时，法律做出了怎样的妥协和取舍，从而使自己的判断不偏离法律内在的价值。其三，法律人要有社会良心。法律人本身也是社会人。他们生活在这个社会，无法摆脱，也无需摆脱社会的影响。他们恰恰要感知社会的脉动，尝尽社会的冷暖，以此来更好地领悟法律内在的价值。如此，在运用法律规定处理社会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才能以自己的良心去斟酌衡量，处理好个案正义与普遍正义之间的关系。其四，法律人应以持续学习和探索的坚韧态度，熟练掌握必要的法律技能。法律人对案件的判断，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，需要灵活运用各种技巧，不做机械的操作工。比如，法律始终不能保护所有的利益，对法律的解释就是对利益的权衡。要在各方冲突的利益之间做出最为妥当的取舍，法律人需要巧妙地运用法律技能，弥合法律规则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落差，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的正义。
主持人：作为只相信“好人有好报，恶人有恶报”的公众，我们该如何认识法律价值与内心价值的冲突？其实，我们未必需要明白法律的具体规定，可是，我们应该理解法律的内在价值。正如现实案例中的陆勇所说：“我始终敬畏法律。”我们要摒弃用道理取代法律的评价视角，更要避免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行为倾向；我们不应把法律当作简单的工具，想用就用，不想用就不用，或者，对自己有利就用，对自己无利就不用；我们不能只看到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，还要清楚地看到法律赋予我们的义务。影片中，程勇在最后陈述，他相信，一切会越来越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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