籍田千亩 敷政天下第一地
如果我说三千多年前周武王姬发来过现在的阳泉平定，你相信吗？如果我说周王朝建立以后，从周武王到周宣王，历届周天子每年春天都要来阳泉平定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，你相信吗？我也不敢相信。然而，诸多文献记载，诸多地望所在，诸多苦苦追寻，这恐怕不是巧合，更不是牵强附会，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。否则，在平定古州这块“半田半水九分山，四驿百关千道连”的万山之地，何以会凭空冒出一块方方正正的平地？是的，我说的就是平定古道边上的古老村庄——千亩坪。
千亩坪有一块东魏武定八年的《关胜颂德碑》，这绝对是阳泉境内较早的碑刻之一，距今近1500年。在光绪版《山右石刻丛编》第1卷中，此碑名列第十二位，可见此碑也是全山西境内所见较早的碑刻之一。在丛编中我见到了此碑文，文后编者“按：《平定州志·东魏》，关宝显墓在州北千亩坪，有武定八年《纪德碑》云：石艾人，冀州刺史。字迹剥落，不可辨认。”是啊，从公元550年到现在，风雨剥蚀一千多年，到清朝光绪年间已不好辨认，自是情理之中。
然而，1915年12月5日下午，鲁迅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上，购得了一枚《关胜颂德碑》拓片，之后亲手将碑文抄录了下来，这些都收录在了《鲁迅大全集23学术编·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碑铭（中）》之中。此拓片，正是来自千亩坪关宝显墓碑所拓。对照鲁迅所抄录之碑文内容，《关胜颂德碑》记载道：“三都东南八里千亩坪”“东南囗囗土囗囗囗囗谷，地势东顷，东带长壑，西界暂邢，北略三交，南诣荫营，其中坺壤……”公元550年的这块碑上，赫然写着“三都”“荫营”“三交”（郊）“千亩坪”这几个地名，而且还可以辨认。这“其中坺壤”，不就是千亩坪上的千亩沃壤吗？这地理位置何其明确啊！
其实，在离千亩坪不远的关家峪村，还立着一通元代吕思诚所撰写的《关氏世系碣》碑，此碑文收录在光绪版《山右石刻丛编》第33卷中。从碑文中，也可清晰地看到“平定南窑关”“三都”“千亩坪”等地名，并提到“冀州刺史关胜”“墓于千亩坪，魏武定八年碑也”。可见，这块碑元朝中书左丞吕思诚也是见过的。虽然是距吕左丞已八百余年的石碑了，但我相信他看到的碑文要清晰得多，最主要的是八百年后的吕左丞又一次证明了公元550年的《关胜颂德碑》就坐落在千亩坪！
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存在的千亩坪，由来已久矣！
我几次到千亩坪寻找，几次在千亩坪的街头徘徊，还在千亩坪的制高点望远深思。
现在的千亩坪，已经是一分为二，西为上千亩坪，东为下千亩坪，这是两个美丽的大村。
坐在新建未成的张飞庙山顶上，上下千亩坪一览无余。这真是一个平坦广阔的大村庄啊！
突然，一个念头从心底滋生蔓延，让我激动不已。如果隐去眼前的村落，隐去眼前的一切现代物件，这不就是让历史学家苦苦寻找了几千年的“千亩”吗？这平定古州万山之中的千亩平地，何其难得？这悠悠千古，风风雨雨三千年的千亩平地，竟然幻化成了一个村庄，而这两个紧密相连又背而分之的村子，竟同时拥有着“千亩”之名，只是上下而分，这里就是千亩，是三千二百年前的“千亩”！
清华简《系年》第一章写道：“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，禋祀不寅，乃作帝籍，以登祀上帝天神，名之曰千亩，以克反商邑，敷政天下。”这清华简《系年》是继西晋发现《竹书纪年》1700多年之后，又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，于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。《系年》的发现，填补了许多先秦史的空白。感谢《系年》，让古老的“千亩”有了着落。
一个地方的地名，三千多年不变，而且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，何其珍贵！
原来，这帝籍千亩，是周武王灭亡商王朝之后专门为监视商族，防止叛乱，治理天下，祭祀帝神的地方。原来我们读《史记》，一直以为“籍田千亩”，只是井田制当中，天子祭祀土地、象征性地重农耕田的一种仪式，现在看来，绝没有那么简单。
井田制，是将九百亩土地平均分割成九块，由八户人家耕种，每户一百亩，那中间的百亩，就是公田，八家共同种好，将这百亩所得，全部上缴贡赋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说：“天子籍田千亩，诸侯百亩。”注释也说：“籍，借也，借民力以为之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一千亩土地是天子的，但是要借民力来给耕种。所以，每年春天，天子都要率文武百官来此籍田，举行仪式，以示重农亲民，以祈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
然而，周武王设立“帝籍千亩”的初衷，难道只是重农亲农吗？未必！
我们翻开《竹书纪年》，看看周朝创立之初的南征北战，也许更能体会到在此地设立籍田千亩的初衷本愿。
《竹书纪年》载：“自盘庚徙殷，至纣之灭，二百七十三年，更不徙都。纣时稍大其邑，南距朝歌，北据邯郸及沙丘，皆为离宫别馆。”商汤建立商王朝的时候，最早定都在亳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。在尔后的三百年间，都城迁徙了五次。这主要是因为王族内部争夺，发生内乱，加之黄河下游水灾不断，导致商王朝混乱不堪。自盘庚迁殷之后，商族才最终安定下来，从此政局稳定，诸侯来朝，一个王朝才逐步强盛起来。殷，就在今天的河南安阳，在迁都殷之后的二百多年里，这里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、最繁荣的都城，所以商朝又称为殷商，今天的“殷墟”，足以证明那个王朝的伟大。只是到了商朝末年纣王时代，城邑范围稍微扩大了些，南面到朝歌，北边在邯郸与沙丘，而且，都是些离宫别馆。
可以这样说，到纣王受统治的时候，邯郸、沙丘的离宫别馆，就都是纣王时常居住并活动的地方，而邯郸、沙丘，也正是井陉古道的东端。
再从周文王姬昌之父季历开始的一些政治活动来看，这些问题就更加一目了然。《竹书纪年》载：武乙“三十四年，周王季历来朝，武乙赐地三十里，玉十珏，马八匹。”从岐山到这些离宫别馆来朝，经过井陉古道是必然的。
《竹书纪年》接着连续记载道：“武乙三十五年，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，俘二十翟王。”这个翟王的翟字，读狄，其实也就是狄的意思，今天的太原市中心还有一个城中村，叫狄村，就是狄仁杰的故里，只是我们说不清季历这次征伐的西落鬼戎是不是狄仁杰那一支，但可以肯定他们是居住在山西中北部地区的北狄。
“太乙二年，周人伐燕京之戎，周师大败。”这燕京之戎，即是居住在山西宁武县境内管涔山的戎族。
“太丁四年，周人伐余吾之戎，克之。周王季命为殷牧师。”而这余吾之戎，就分布在山西屯留西北、壶关东南一带。
“太丁七年，周人伐始呼之戎，克之。”这是西域戎族的一支。
太丁“十一年，周人伐翳徒之戎，捷其三大夫。”这次攻伐的仍然是一支西域戎族。
然后载：“文丁杀季历。”可以这么说，周文王父亲季历的一生，就是在山西境内讨伐各种戎狄的一生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位南征北战、出生入死的干将，最终还是被商王文丁给杀了，为什么要杀？语焉不详。
只是季历死后，姬昌被立为西伯侯，后人称之为周文王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：姬昌“阴行善”，“笃仁，敬老，慈少，礼下贤者，日中不暇食以待士，士以此多归之。”因为姬昌广得人心，终于遭到崇侯虎之流的陷害，商纣王囚文王于羑里，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汤阴县。如今的羑里城，已借助周文王的贤名，打造成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国家监狱，以及风靡全球的《周易》发祥地。
西伯侯姬昌被囚，总要营救。司马迁写道：“闳夭之徒患之，乃求有莘氏美女，骊戎之文马，有熊九驷，他奇怪物”，通过宠臣费仲而献给了商纣王。再看商纣王的嘴脸，“纣大悦，说：‘此一物足以释西伯，况其多乎！’乃赦西伯，赐之弓矢斧钺，使西伯得征伐。”当纣王以一个商贩的心理这样讨价还价的时候，帝国的天平大概早已倾斜，只是自己还以为逮了个大便宜。
然后，周文王“伐犬戎”“伐密须”“伐崇侯虎”。姬昌的这些征伐，也大多是在山西境内。其实，文王父子的一生，就是在山西境内与商王朝的各种戎狄势力相征伐的一生。相对于周朝发迹的岐山来说，秦岭宝鸡距离中原太遥远了，要想控制住中原地区的商族，扼不住要害，恐怕都无济于事。
西伯侯在位五十年，“崩，太子发立，是为武王”，周武王姬发横空出世，历史将由其改写。
《竹书纪年》载：“纣王五年夏，筑南单之台。”
“十一年庚寅，周始伐商。”
“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，败之于牧野。”
“武王亲擒帝受于南单之台，遂分天之明。”
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，它宣告了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崛起，这一年，是公元前1046年。然而，让我深感疑惑的是牧野之战是在朝歌之牧野，那“南单之台”就是人们所说臭名昭著的鹿台吗？我认为不是，这“南单之台”极有可能是在邯郸，或者说是在沙丘。沙丘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困龙之地”，它不仅困住赵武灵王在此被活活饿死，而且也是秦始皇的死亡之地，其实更是商纣王的葬身之地。沙丘在今天的河北广宗县，当地老百姓一直传言第一个被困而死的真龙，就是商纣王，只是年代久远，又没有出土文物佐证，只好任凭众说纷纭。否则，《史记》中赫赫有名的鹿台，不会在《竹书纪年》中就变成了“南单之台”，毕竟《竹书纪年》是魏国史书，比《史记》更早，更接近周代。我相信“南单之台”应该更接近井陉古道。而这井陉古道，显然是把控中原的咽喉要道。
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是，李渊太原起兵，一举拿下长安，建立大唐王朝之后，武德三年，也就是620年，在今天的盂县建起了受州，领盂、乐平、石艾、受阳四县。六年移治受阳县，八年再移治石艾县塞鱼城。贞观八年，即634年废。而《元和郡县志》第十六卷载：“废受州城在县西北三十里，旧名塞鱼城，武德八年，因故迹筑，移受州治此，贞观八年废。”“贞观十一年，更名为寿阳。”这本书由唐李吉甫撰，是唐代的一部地理总志，对古代政区地理及沿革有比较系统的叙述，也简称为《元和志》。这是不是很吊诡，如果古代塞鱼城就是废受州城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受，就是商纣王的名字啊！难不成说这受州真与商纣王有联系？从古至今，名字为受的帝王只有商纣王一人，而塞鱼受州，自古以来独一无二。我怎么突然觉得那座“南单之台”与千亩坪近在咫尺呢？今天，我们把塞鱼改成了赛鱼，赛鱼到千亩坪也不到30公里，中间只隔着一座刘备山，是山东北与山西南的关系，赛鱼也是平定古州井陉古道通往寿阳、太原的必经之地。千亩坪的“籍田千亩”，正处于井陉咽喉要路之喉结处，何其要哉！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周武王灭商，拉开了八百年周王朝序幕。一个王朝的确立，当务之急是什么？巩固政权啊！巩固政权的第一要务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就是维稳。维稳的第一步就是分封。
周武王根据当时人们“灭国不绝祀”的原则，保留了殷人的祭祀。周武王把纣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商故地。武王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、蔡叔、霍叔驻守在殷都周围的卫、鄘、邶三国，监督殷商遗民以防其造反，史称“三监”。《史记》载：“武王追思先圣王”，于是，封神农之后于焦，在陕西；黄帝之后于祝，在东海郡；帝尧之后于蓟，在北京；帝舜之后于陈，河南淮阳；大禹之后于杞，河南杞县。封功臣谋士，姜子牙首封营丘，为齐；弟周公旦于曲阜，为鲁；召公奭于燕；弟叔鲜于管；弟叔度于蔡。
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周武王才在平定古州万山丛中辟出这么一块千亩之地，把这里作为天子的“籍田千亩”，每年来这里举行仪式，祭祀上帝天神，最主要的是“克反商邑，敷政天下”。那么，这个位置就有了充足的理由。
“钘山之隧”是周穆王周行天下的时候所经之周道，“觞天子于盘石之上”的盘石关，就和千亩坪一样，都在古州平定境内，只是一个在州东，一个在州北，相距不超过50公里。由此可见，是这条重要的古道把周武王吸引了过来。是的，要想征服商王朝，不占据这条古道，是难以取胜的。因为这是太行八陉当中，战车可以出入的唯一通道，是进攻中原的最佳通道，占据了这条通道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居高临下，可鸟瞰中原。也正是这条古道，也正是这个位置，才可以更有效地汇集四面八方的诸侯，迅速积聚在这里，举行籍田仪式，让四面八方的商朝遗民感受到周王的文治武功。还是这条古道，是周王朝重要物资的捷径通道。当赵武灵王真正拥有这条通道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“代马戎犬昆山玉”这些强国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经此道汇入中原与三晋三秦大地，这是比丝绸之路要更加古老的“玉马之道”。在当时，要想越过黄河天险，出入古道经雁门关、河套地区，进入大漠，这是最佳选择。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，骑在马背上的强悍民族，也是沿着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的路线奔腾而来，而他们的到来，不仅仅是文明的碰撞，更是血肉的融合。井陉之道，绝对就是这条“玉马之道”的咽喉所在。
武王崩，成王姬诵尚未成年，周公摄政。果然，武庚蠢蠢欲动，随即三监叛乱。这样，小王子心有疑虑，三监更以为周公篡位，一时间商朝复辟暗流涌动，三监拥武庚公然叛乱，新生的周王朝政权遇到了严峻挑战。是创立《周礼》的周公，毅然东征，领兵平叛。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征战，终于诛武庚，杀管叔，放蔡叔，废霍叔为庶民，周公平定了“三监之乱”。周公“以微子开代殷后，国于宋。”将殷商余民集中在宋国，也就是今商丘一带。又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，封成王的弟弟叔虞为唐叔虞，后称为晋唐叔。周公行政七年，然后还政于成王。在周公、召公的共同辅佐之下，成王继续“迁殷遗民”“东伐淮夷”“既伐东夷”“兴正礼乐，度制于是改，而民和睦，颂声兴。……息慎来贺”。成王崩，康王立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写道：“故成康之际，天下安宁，刑错四十余年不用。”是为“成康盛世”。
再看千亩坪村这千亩之地，平平展展，方方正正，并且显然是高出于四周的一个大平台。周武王命名的这个“千亩”，达到了维稳安定的目的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，促进了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，是一块名副其实的敷政之地、稳定之地、团结之地、兴盛之地。籍田千亩，也是吉田千亩，是周王朝“敷政天下”第一地。后来的历史发展，更加证明了这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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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亩坪有一块东魏武定八年的《关胜颂德碑》，这绝对是阳泉境内较早的碑刻之一，距今近1500年。在光绪版《山右石刻丛编》第1卷中，此碑名列第十二位，可见此碑也是全山西境内所见较早的碑刻之一。在丛编中我见到了此碑文，文后编者“按：《平定州志·东魏》，关宝显墓在州北千亩坪，有武定八年《纪德碑》云：石艾人，冀州刺史。字迹剥落，不可辨认。”是啊，从公元550年到现在，风雨剥蚀一千多年，到清朝光绪年间已不好辨认，自是情理之中。
然而，1915年12月5日下午，鲁迅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上，购得了一枚《关胜颂德碑》拓片，之后亲手将碑文抄录了下来，这些都收录在了《鲁迅大全集23学术编·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碑铭（中）》之中。此拓片，正是来自千亩坪关宝显墓碑所拓。对照鲁迅所抄录之碑文内容，《关胜颂德碑》记载道：“三都东南八里千亩坪”“东南囗囗土囗囗囗囗谷，地势东顷，东带长壑，西界暂邢，北略三交，南诣荫营，其中坺壤……”公元550年的这块碑上，赫然写着“三都”“荫营”“三交”（郊）“千亩坪”这几个地名，而且还可以辨认。这“其中坺壤”，不就是千亩坪上的千亩沃壤吗？这地理位置何其明确啊！
其实，在离千亩坪不远的关家峪村，还立着一通元代吕思诚所撰写的《关氏世系碣》碑，此碑文收录在光绪版《山右石刻丛编》第33卷中。从碑文中，也可清晰地看到“平定南窑关”“三都”“千亩坪”等地名，并提到“冀州刺史关胜”“墓于千亩坪，魏武定八年碑也”。可见，这块碑元朝中书左丞吕思诚也是见过的。虽然是距吕左丞已八百余年的石碑了，但我相信他看到的碑文要清晰得多，最主要的是八百年后的吕左丞又一次证明了公元550年的《关胜颂德碑》就坐落在千亩坪！
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存在的千亩坪，由来已久矣！
我几次到千亩坪寻找，几次在千亩坪的街头徘徊，还在千亩坪的制高点望远深思。
现在的千亩坪，已经是一分为二，西为上千亩坪，东为下千亩坪，这是两个美丽的大村。
坐在新建未成的张飞庙山顶上，上下千亩坪一览无余。这真是一个平坦广阔的大村庄啊！
突然，一个念头从心底滋生蔓延，让我激动不已。如果隐去眼前的村落，隐去眼前的一切现代物件，这不就是让历史学家苦苦寻找了几千年的“千亩”吗？这平定古州万山之中的千亩平地，何其难得？这悠悠千古，风风雨雨三千年的千亩平地，竟然幻化成了一个村庄，而这两个紧密相连又背而分之的村子，竟同时拥有着“千亩”之名，只是上下而分，这里就是千亩，是三千二百年前的“千亩”！
清华简《系年》第一章写道：“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，禋祀不寅，乃作帝籍，以登祀上帝天神，名之曰千亩，以克反商邑，敷政天下。”这清华简《系年》是继西晋发现《竹书纪年》1700多年之后，又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，于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。《系年》的发现，填补了许多先秦史的空白。感谢《系年》，让古老的“千亩”有了着落。
一个地方的地名，三千多年不变，而且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，何其珍贵！
原来，这帝籍千亩，是周武王灭亡商王朝之后专门为监视商族，防止叛乱，治理天下，祭祀帝神的地方。原来我们读《史记》，一直以为“籍田千亩”，只是井田制当中，天子祭祀土地、象征性地重农耕田的一种仪式，现在看来，绝没有那么简单。
井田制，是将九百亩土地平均分割成九块，由八户人家耕种，每户一百亩，那中间的百亩，就是公田，八家共同种好，将这百亩所得，全部上缴贡赋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说：“天子籍田千亩，诸侯百亩。”注释也说：“籍，借也，借民力以为之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一千亩土地是天子的，但是要借民力来给耕种。所以，每年春天，天子都要率文武百官来此籍田，举行仪式，以示重农亲民，以祈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
然而，周武王设立“帝籍千亩”的初衷，难道只是重农亲农吗？未必！
我们翻开《竹书纪年》，看看周朝创立之初的南征北战，也许更能体会到在此地设立籍田千亩的初衷本愿。
《竹书纪年》载：“自盘庚徙殷，至纣之灭，二百七十三年，更不徙都。纣时稍大其邑，南距朝歌，北据邯郸及沙丘，皆为离宫别馆。”商汤建立商王朝的时候，最早定都在亳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。在尔后的三百年间，都城迁徙了五次。这主要是因为王族内部争夺，发生内乱，加之黄河下游水灾不断，导致商王朝混乱不堪。自盘庚迁殷之后，商族才最终安定下来，从此政局稳定，诸侯来朝，一个王朝才逐步强盛起来。殷，就在今天的河南安阳，在迁都殷之后的二百多年里，这里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、最繁荣的都城，所以商朝又称为殷商，今天的“殷墟”，足以证明那个王朝的伟大。只是到了商朝末年纣王时代，城邑范围稍微扩大了些，南面到朝歌，北边在邯郸与沙丘，而且，都是些离宫别馆。
可以这样说，到纣王受统治的时候，邯郸、沙丘的离宫别馆，就都是纣王时常居住并活动的地方，而邯郸、沙丘，也正是井陉古道的东端。
再从周文王姬昌之父季历开始的一些政治活动来看，这些问题就更加一目了然。《竹书纪年》载：武乙“三十四年，周王季历来朝，武乙赐地三十里，玉十珏，马八匹。”从岐山到这些离宫别馆来朝，经过井陉古道是必然的。
《竹书纪年》接着连续记载道：“武乙三十五年，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，俘二十翟王。”这个翟王的翟字，读狄，其实也就是狄的意思，今天的太原市中心还有一个城中村，叫狄村，就是狄仁杰的故里，只是我们说不清季历这次征伐的西落鬼戎是不是狄仁杰那一支，但可以肯定他们是居住在山西中北部地区的北狄。
“太乙二年，周人伐燕京之戎，周师大败。”这燕京之戎，即是居住在山西宁武县境内管涔山的戎族。
“太丁四年，周人伐余吾之戎，克之。周王季命为殷牧师。”而这余吾之戎，就分布在山西屯留西北、壶关东南一带。
“太丁七年，周人伐始呼之戎，克之。”这是西域戎族的一支。
太丁“十一年，周人伐翳徒之戎，捷其三大夫。”这次攻伐的仍然是一支西域戎族。
然后载：“文丁杀季历。”可以这么说，周文王父亲季历的一生，就是在山西境内讨伐各种戎狄的一生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位南征北战、出生入死的干将，最终还是被商王文丁给杀了，为什么要杀？语焉不详。
只是季历死后，姬昌被立为西伯侯，后人称之为周文王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：姬昌“阴行善”，“笃仁，敬老，慈少，礼下贤者，日中不暇食以待士，士以此多归之。”因为姬昌广得人心，终于遭到崇侯虎之流的陷害，商纣王囚文王于羑里，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汤阴县。如今的羑里城，已借助周文王的贤名，打造成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国家监狱，以及风靡全球的《周易》发祥地。
西伯侯姬昌被囚，总要营救。司马迁写道：“闳夭之徒患之，乃求有莘氏美女，骊戎之文马，有熊九驷，他奇怪物”，通过宠臣费仲而献给了商纣王。再看商纣王的嘴脸，“纣大悦，说：‘此一物足以释西伯，况其多乎！’乃赦西伯，赐之弓矢斧钺，使西伯得征伐。”当纣王以一个商贩的心理这样讨价还价的时候，帝国的天平大概早已倾斜，只是自己还以为逮了个大便宜。
然后，周文王“伐犬戎”“伐密须”“伐崇侯虎”。姬昌的这些征伐，也大多是在山西境内。其实，文王父子的一生，就是在山西境内与商王朝的各种戎狄势力相征伐的一生。相对于周朝发迹的岐山来说，秦岭宝鸡距离中原太遥远了，要想控制住中原地区的商族，扼不住要害，恐怕都无济于事。
西伯侯在位五十年，“崩，太子发立，是为武王”，周武王姬发横空出世，历史将由其改写。
《竹书纪年》载：“纣王五年夏，筑南单之台。”
“十一年庚寅，周始伐商。”
“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，败之于牧野。”
“武王亲擒帝受于南单之台，遂分天之明。”
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，它宣告了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崛起，这一年，是公元前1046年。然而，让我深感疑惑的是牧野之战是在朝歌之牧野，那“南单之台”就是人们所说臭名昭著的鹿台吗？我认为不是，这“南单之台”极有可能是在邯郸，或者说是在沙丘。沙丘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困龙之地”，它不仅困住赵武灵王在此被活活饿死，而且也是秦始皇的死亡之地，其实更是商纣王的葬身之地。沙丘在今天的河北广宗县，当地老百姓一直传言第一个被困而死的真龙，就是商纣王，只是年代久远，又没有出土文物佐证，只好任凭众说纷纭。否则，《史记》中赫赫有名的鹿台，不会在《竹书纪年》中就变成了“南单之台”，毕竟《竹书纪年》是魏国史书，比《史记》更早，更接近周代。我相信“南单之台”应该更接近井陉古道。而这井陉古道，显然是把控中原的咽喉要道。
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是，李渊太原起兵，一举拿下长安，建立大唐王朝之后，武德三年，也就是620年，在今天的盂县建起了受州，领盂、乐平、石艾、受阳四县。六年移治受阳县，八年再移治石艾县塞鱼城。贞观八年，即634年废。而《元和郡县志》第十六卷载：“废受州城在县西北三十里，旧名塞鱼城，武德八年，因故迹筑，移受州治此，贞观八年废。”“贞观十一年，更名为寿阳。”这本书由唐李吉甫撰，是唐代的一部地理总志，对古代政区地理及沿革有比较系统的叙述，也简称为《元和志》。这是不是很吊诡，如果古代塞鱼城就是废受州城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受，就是商纣王的名字啊！难不成说这受州真与商纣王有联系？从古至今，名字为受的帝王只有商纣王一人，而塞鱼受州，自古以来独一无二。我怎么突然觉得那座“南单之台”与千亩坪近在咫尺呢？今天，我们把塞鱼改成了赛鱼，赛鱼到千亩坪也不到30公里，中间只隔着一座刘备山，是山东北与山西南的关系，赛鱼也是平定古州井陉古道通往寿阳、太原的必经之地。千亩坪的“籍田千亩”，正处于井陉咽喉要路之喉结处，何其要哉！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周武王灭商，拉开了八百年周王朝序幕。一个王朝的确立，当务之急是什么？巩固政权啊！巩固政权的第一要务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就是维稳。维稳的第一步就是分封。
周武王根据当时人们“灭国不绝祀”的原则，保留了殷人的祭祀。周武王把纣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商故地。武王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、蔡叔、霍叔驻守在殷都周围的卫、鄘、邶三国，监督殷商遗民以防其造反，史称“三监”。《史记》载：“武王追思先圣王”，于是，封神农之后于焦，在陕西；黄帝之后于祝，在东海郡；帝尧之后于蓟，在北京；帝舜之后于陈，河南淮阳；大禹之后于杞，河南杞县。封功臣谋士，姜子牙首封营丘，为齐；弟周公旦于曲阜，为鲁；召公奭于燕；弟叔鲜于管；弟叔度于蔡。
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周武王才在平定古州万山丛中辟出这么一块千亩之地，把这里作为天子的“籍田千亩”，每年来这里举行仪式，祭祀上帝天神，最主要的是“克反商邑，敷政天下”。那么，这个位置就有了充足的理由。
“钘山之隧”是周穆王周行天下的时候所经之周道，“觞天子于盘石之上”的盘石关，就和千亩坪一样，都在古州平定境内，只是一个在州东，一个在州北，相距不超过50公里。由此可见，是这条重要的古道把周武王吸引了过来。是的，要想征服商王朝，不占据这条古道，是难以取胜的。因为这是太行八陉当中，战车可以出入的唯一通道，是进攻中原的最佳通道，占据了这条通道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居高临下，可鸟瞰中原。也正是这条古道，也正是这个位置，才可以更有效地汇集四面八方的诸侯，迅速积聚在这里，举行籍田仪式，让四面八方的商朝遗民感受到周王的文治武功。还是这条古道，是周王朝重要物资的捷径通道。当赵武灵王真正拥有这条通道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“代马戎犬昆山玉”这些强国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经此道汇入中原与三晋三秦大地，这是比丝绸之路要更加古老的“玉马之道”。在当时，要想越过黄河天险，出入古道经雁门关、河套地区，进入大漠，这是最佳选择。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，骑在马背上的强悍民族，也是沿着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的路线奔腾而来，而他们的到来，不仅仅是文明的碰撞，更是血肉的融合。井陉之道，绝对就是这条“玉马之道”的咽喉所在。
武王崩，成王姬诵尚未成年，周公摄政。果然，武庚蠢蠢欲动，随即三监叛乱。这样，小王子心有疑虑，三监更以为周公篡位，一时间商朝复辟暗流涌动，三监拥武庚公然叛乱，新生的周王朝政权遇到了严峻挑战。是创立《周礼》的周公，毅然东征，领兵平叛。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征战，终于诛武庚，杀管叔，放蔡叔，废霍叔为庶民，周公平定了“三监之乱”。周公“以微子开代殷后，国于宋。”将殷商余民集中在宋国，也就是今商丘一带。又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，封成王的弟弟叔虞为唐叔虞，后称为晋唐叔。周公行政七年，然后还政于成王。在周公、召公的共同辅佐之下，成王继续“迁殷遗民”“东伐淮夷”“既伐东夷”“兴正礼乐，度制于是改，而民和睦，颂声兴。……息慎来贺”。成王崩，康王立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写道：“故成康之际，天下安宁，刑错四十余年不用。”是为“成康盛世”。
再看千亩坪村这千亩之地，平平展展，方方正正，并且显然是高出于四周的一个大平台。周武王命名的这个“千亩”，达到了维稳安定的目的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，促进了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，是一块名副其实的敷政之地、稳定之地、团结之地、兴盛之地。籍田千亩，也是吉田千亩，是周王朝“敷政天下”第一地。后来的历史发展，更加证明了这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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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田千亩 敷政天下第一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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